毛泽东一手提拔上来的陈伯达，文革为何投靠林彪？

陈伯达，1904年出生于福建惠安，1927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1930年，归国之后，先后在北平的中国大学、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以及马列学院担任教职，同时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多个重要机构中履职。他撰写了《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及《人民公敌蒋介石》等颇具影响力的政治论著，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共党内备受尊敬的理论宣传者之一。

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上脱颖而出，荣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随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顺利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召开后，他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伯达抵达延安之际，恰逢陕北公学初创阶段，急需补充师资力量。鉴于陈伯达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担任教职，中共中央组织部便决定将他派往陕北公学，担任一名教员。

陈伯达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鉴于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由毛泽东亲自担任，陈伯达亦随之成为毛泽东办公室的副秘书长。

自此，陈伯达便始终伴随在毛泽东的身边，其职务亦随之不断更迭：起初，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随着中央研究院的设立，张闻天担任院长一职，陈伯达则肩负起秘书长及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的双重责任。不久后，中央政治研究室宣告成立，陈伯达亦被委以主任之重任。

他的职务虽然在不断变动，但实际上一直在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由于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进入中共高层，接触到中共高级机密。尽管他的职务并不很高，但工作岗位却显然占据要职。陈伯达以后得以飞黄腾达，起飞的起点便是毛泽东的秘书这一职务。

1945年，陈伯达于中共七大上荣膺中央候补委员一职。当时，尽管中共党员人数已达120万之众，但其中央委员会的构成却极为精炼，中央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的总数不过77人。依据得票情况排列，陈伯达在中央候补委员中位列第三。至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得以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任命了五位秘书，分别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助手，他们分别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这一组合被统称为“五大秘书”。其中，陈伯达被任命为首席秘书。在那个时期，中共中央主席是毛泽东，因此，这五位秘书实际上也就是毛泽东的私人秘书。

“五大秘书”的职责分配明确：陈伯达与胡乔木担任政治秘书一职，叶子龙则负责机要事务，田家英主理日常秘书工作，而江青则专注于生活秘书的职责。

毛泽东与陈伯达天安门城楼对话

林彪、陈伯达在天安门。

陈伯达受审

林彪为何倡导“天才论”并主张设立国家主席职位？

毛为何怒？

主角林彪，中枪者陈伯达。

这些疑问如同缭绕在庐山脚下的薄雾，难以捉摸。若不解其背后的缘由，便无法洞察庐山会议那变幻莫测的本质。

“天才论”实际上是老调重弹。在此次修改宪法中要提到毛泽东。此前对毛泽东的评价，最权威的无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段话随着《毛主席语录》的问世，成了毛泽东的“专用”评价语言。林彪本人也在多次讲话中，称颂毛泽东是“天才”。

在中共九大的召开之际，该段表述曾频繁出现在政治报告与党章草案之中。然而，在毛泽东同志审阅过程中，他决定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词汇，仅保留“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

这表明，毛泽东对于近年来蔓延成灾的个人崇拜风气保持高度警惕，甚至表现出明显的反感，有意在此领域进行降温。

正如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表示，“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林彪是否真的没有觉察到毛的情绪变化？

但真正让毛泽东生气的其实是国家主席之争。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按照《宪法》规定，中国设置了国家主席职位。第一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

1959年，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继任者是刘少奇。1964年，刘少奇再次当选国家主席。

1966年“文革”开始，刘少奇遭受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位自此出现空缺，一直到1969年刘少奇病逝也未恢复。

林彪对国家主席非常感兴趣。虽然当时他已经是党的唯一副主席，党章确定的“接班人”，但实际上拥有的权力并不大。

在党内，一切重大事项都必须毛泽东拍板；在政府方面，则由周恩来主持工作。

林彪深知，他想当国家主席，首先就必须恢复这个职位。只要这个职位一恢复，当选者只能是他。毕竟，毛泽东早就辞去了国家主席，一定不会在77岁高龄时再次出任。

但是，毛泽东多次反对设置国家主席。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

4月12日，他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等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我不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以《三国演义》“孙权劝曹操当皇帝”的典故告诫林彪不要打国家主席的算盘。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林彪置毛泽东多次反对设置国家主席的意见于不顾，在23日的大会讲话中发动“突然袭击”，继续重申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毛泽东的不满可想而知。

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天才论”和建议设置国家主席的并不止陈伯达一人。除了林彪，叶群、王洪文、吴法宪等人也持相同意见。周恩来在东北组的发言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天才论”观点。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拿陈伯达开刀，而不涉及林彪等人呢？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固然有前面所言挽救和教育林彪的原因，也有策略方法上的考虑。

毕竟，陈伯达虽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手中没有实权，在党内影响远远不能与林彪相比。拿他开刀，风险最小。当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最高领导对陈伯达不满了。

陈伯达是毛泽东一手提拔上来的。毛泽东看重的是陈伯达的“书生”本色与“理论”头脑。

31年来，陈伯达的确为党做了大量宣传和理论工作，特别是“文革”中，进行了舆论导向和理论宣传总结，从而丰富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但最近一些年来，陈伯达的表现越来越令人失望，在理论工作上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屡次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更犯忌的是，他还由于各种原因与林彪、叶群等人走得很近。

应该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虽然毛泽东偶尔会批评敲打陈伯达几句，总体说来还是信任他的。因此，才会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钦点陈伯达为组长。

从很大程度上讲，也正因为这个组长职位，陈伯达才得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爬上权力的顶峰。

但随着“文革”的深入，陈伯达不断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排挤。

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手下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经被打倒，陈日渐孤立。

在中共中央，其地位日渐被张春桥取代。江青可以肆无忌惮地骂他，连康生都嘲讽这位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是“乌龙院院长”。

孤独的陈伯达得重新寻找“靠山”或者说“盟友”。找谁呢？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毛泽东和周恩来显然都不是合适的对象。找来找去，最终找到了林彪。

此时的林彪，在军队里的势力越来越大，可手下没有靠得住的“笔杆子”，因此，两人一拍即合。

1968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陈伯达与林彪握手了。一次，陈伯达在电话中无意说出想吃海蟹，叶群马上以“林办”名义，让空军用飞机送到陈伯达处。

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犯了大忌。